评论:穿越“百年国耻”的迷雾——重读中国近代史为何是一种公民责任 | 贾葭 评论:穿越“百年国耻”的迷雾——重读中国近代史为何是一种公民责任 官方的历史叙事往往旨在通过特定的记忆与遗忘来塑造权力合法性。知名媒体人贾葭指出,在宏大的“必然性”话语之下,重读近代史不仅是为了疗愈民族创伤,更是为了寻找那些被错失的自由可能。 文 / 贾葭 (知名媒体人、作家) 在南京总统府的层叠建筑群中,你可以看到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:从两江总督署到太平天国的天王府,再到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府,最后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。这座建筑仿佛一个巨大的隐喻——在过去的一百七十多年里,中国经历了无数次政权更迭,但某种核心的权力结构与心理范式似乎从未真正改变。 我们为什么要读近代史?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,更是一个关乎当下的政治哲学问题。在官方构建的宏大叙事之外,充满了被遮蔽的细节、被遗忘的歧路以及被简化的逻辑。重读近代史,实际上是一场关于“吐狼奶”的认知突围。 一、 解构“必然性”:集权并非唯一归宿 当代中国公众普遍存在一种对“秩序”、“稳定”和“大一统”的极度敏感甚至迷恋。这种心理结构的形成,并非自古皆然,而是近代历史特定事件塑造的结果。 当我们回望历史,必须追问一个核心问题: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,是一个历史的必然,还是无数偶然与错误选择的叠加? 官方教科书倾向于告诉我们,历史选择了当下,一切都是必然的。然而,当我们把目光投向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北站遭遇的那颗子弹,或者陈炯明与赵恒惕主张的“联省自治”运动时,我们会发现历史曾经充满了其他的可能性。 “1919年的湖南省宪法中,甚至有一条令现代人震惊的条款:省民可以自由持枪。这显示了当时在地方自治与公民权利上,曾达到过一个今天难以企及的高度。” 从清末的皇族制宪,到北洋时期的混乱与自由并存,再到后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党国体制,集权的程度似乎在不断加深。通过重读近代史,我们得以打破“集权是唯一出路”的迷思,重新审视那些被贴上“军阀割据”或“反动”标签的联邦主义尝试,或许那里藏着通往现代政治文明的另一把钥匙。 ...